樓市必跌 見底才買是王道？

大埔新盤開售，發展商質素向來麻麻，樓盤位置雖算旺中帶靜，單邊景觀靚，離港鐵站卻也有十五分鐘步程，卻索價平均近1.5萬元一實呎，貴絕同區。

這令惑仁想起區內一個二手樓盤，數年前首次置業時，亦曾細心考慮過，與同事聊起，原來大家所見略同，亦曾將那位處大埔中心附近，造價卻平一截的樓盤列入考慮之列。當年大埔中心的入場費約110萬左右，該樓盤由於未曾大修、實用率偏低，入場費僅80萬元左右，而屋苑一個實用260多呎的單位上月底成交價約240萬，租值逾8000元。反觀惑仁當年購入的單位，作價約130萬元，近期成交價約270萬元，租值約9000元左右而已。

然而，惑仁卻絲毫沒有後悔，事關最終購入的單位空間較佳，亦位處惑仁較喜愛的沙田區，附近鄰居質素亦較大埔優勝。事實上，很多人會將投資股票的考慮過程套用在樓市上，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能在03年買樓，97年沽出（如果樓市有沽空機制的話…）然而，準買家很多時卻忽視了「人」在樓市中的角色。

樓是用作居住的，每個人的喜好、需要都不盡相同，是的，也許某君的將軍澳單位幾年下來升值三倍，我的愉景灣單位卻只升兩倍，然而當中生活質素卻高下立見。或許你會說，「捱幾年，多幾十萬划算」，但人生能有多長？幾年前樓市走勢又有誰說得準？再者，一般人都難以一炮過購入住宅，按揭少不免，而銀行承造按揭時，除了考慮申請者的收入外，亦都要考慮其工作穩定性、年齡等因素。總希望撈底上車的人，可會考慮樓市急跌時的經濟是怎樣光景？屆時又是否又銀行願借予貸款？

所以，置業不同於購股票，居住者本身的能力及需要，方是首要考慮之元素，讀地產版是必須，對價格太過敏感以至對未來樓市太多預測卻大可不必了。

FAST FASHION？

近日兩家本地老牌（過氣？）時裝店分別發盈喜、賣馬田醫生皮鞋起家賣到擁有猿人品牌的潮人店公布理想的日本銷售數字、以至總裁破釜沉舟賣皮褸的時裝店似乎終有起色…市場討論時，總不免討論其發展方向，誰也會說，時裝業的未來，在於「FAST FASHION」，快速時裝。

FAST FASHION，聽來SEXY，返貨快、去貨快，沒有貨倉，去貨稍慢便SALE，現金回籠快，轉款快，總之，一切也快快快。日本的迅銷（UNIQLO母公司），其總裁柳井正，亦憑此成為日本首富，連其「師傅」佐丹奴亦要向其取經。

然而，惑仁總覺得，現有的時裝品牌要轉型去FAST FASHION絕非易事，事關FAST FASHION其實並非兩個英文字——FAST及FASHION，互為因果、息息相關，除了要快，也要本質是FASHION，亦正因為其乃高質FASHION，款式在潮流上領前，公司才可以快。很簡單，比較一下ESPRIT與H&M的人流，再問問自己對上一次幫襯UNIQLO及BOSSINI是何時，便明大概。

再說，現有的時裝企業，受得了轉型為FAST FASHION的衝擊嗎？思捷可以半年轉盈為虧，卻明言下半年仍然嚴竣；BOSSINI純利率，比759阿信屋更低，但它們的時裝定價，卻算不上極平。所謂極平，看看日本迅銷的另一品牌GU，990日圓一條牛仔褲，1499日圓一件外衣，質素半點不差，購物環境遠較花園街舒適，其存貨周轉速度，又豈是「閒閒地」超過180天的本地時裝企業能想像？因此，投資者如果過份憧憬時裝企業「轉型」為FAST FASHION，恐怕只會損手爛腳。

香港命運繫於中國（咁就仆街啦！）

特首梁振英在立法會，講述施政理念。按過往傳統，此乃宣讀施政報告的時間，梁振英老早宣揚其施政報告將於明年一月才宣讀，時間只好用作自吹自擂，「提醒」香港人自己上任百日，除了一煲比一煲杰的焦粥之外，亦有包括停雙非、緩擴自由行、打擊水貨客，甚至以往反輸入內傭等「功績」。

他又強調，香港不能閉關鎖港，重申香港命運與中國一脈相連。事實上，對中國樂觀的，或認為香港「無中國唔得」的，從來不止於少數人。不少經濟學者、資深分析員，都認為香港的未來發展，乃來自中國的發展，而中國的經濟，相對於外國極其樂觀。

社會、政治、經濟，從來密不可分，而經濟，亦不是一個簡單的GDP數字可以形容得了。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有人認為不關香港事，經濟有其本身的動力，可事實上，當通國人民活於水深火熱，你香港人憑什麼主觀覺得「老百姓生活已大大改善」？

常聽到的一個論調，是「中國既是發展中國家」，大家應給予時間改善；問題是，中國真的是「進步」、「改善」中嗎？

美國研究機構「佩尤」（Pew Research Centre），在今年三至四月，於全中國除港澳西藏的省份，訪問了逾3100人，當中48%人認為貧富懸殊是中國的大問題，較08年的調查，增加了7個百分點，調查機構指，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確令很多人脫離貧窮，但同時亦令貧富懸殊加劇，而對於是否希望中國實行「美國式民主」，52%的人認為答案為「是」，比07年的調查，增加4個百分點。對於經常持「國情不同」的人來說，這又是否有反思價值？一黨轉政或有利GDP，但是否有利一個國家強大？

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是否真的前途無可限量？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全球百大品牌中，竟無一為中國品牌，中國仍是在「揼石仔」，製造低技術的代工，出口歐美市場，經濟欠佳便建橋起路，谷大GDP。經濟三頭馬車（出口、消費、投資）當中，兩者要依賴外國（無出口搵條毛來消費？）中國憑什麼口硬、堀起？再者，中國受累於一孩政策及人口老化，人口年齡中位數達三十歲以上，遠超墨西哥巴西等對手，更何況面對世界最大出口市場——美國，中國可說半點地理優勢也沒有，當工資愈來愈高，而所提供的貨品，任何國家也可提供，中國的經濟，又可以有多「奇跡」？

特大窗台 買家有責

長實旗下屯門項目「海譽」，被指擁特大窗台，長實主席李嘉誠在被問到此事時回應指，項目尺寸公開，等如買Rolls Royce與幾百cc汽車，價錢不同，質素亦不同，更即時除下精工手錶，以示「一分錢一分貨」。 

李先生向被指是「地產霸權」的代表，由網民「李氏力場」的戲謔，到屈臣氏百佳長實「3」出事樣樣算在他帳上，都足見其「霸權」形象，可在李先生眼中，卻可以想像地是不明所以，李先生總擺出一副被傳媒惡意針對的姿態。 的而且確，海譽既合法在港銷售，屬明買明賣，毫不違法；然而，合法是否等同合理？一個特大窗台，對住戶有何作用？一間床也放不下的房間，放儲物架也有難度，你叫住戶如何利用這「真金白銀」購得的房間？再加上李家大公子澤鉅煽風點火地多加一句，「窗台是送的」，這似是而非的歪理，似乎不難解釋為何李先生是「地產霸權」的必然代表人物。 

發展商草擬買賣合約，落手落腳做事的，絕不會是李家公子，更不會是超人本人，而是一大隊法律團隊，開則的是一隊專業建築師。房間之所以出奇地細，是因為單位須符合建築物條例，一個房間不得有超過某個面積的窗台，發展商因此須另建一家超小而毫無用處的房間，因此即使窗台是「送」，無用房間卻是「焗買」，住戶如想好好利用房間，必須拆牆，可如此便違反法例。

既有如此複雜的背景，一般小業主又豈會輕易明白？背後沒有則師律師的小業主，面對一個年年賺大錢的財團，李先生豈非利用知識鴻溝欺人？被傳媒「針對」，李先生又怪得了誰？ 然而，惑仁覺得，要李先生負上所有責任，卻絕不公平；長實的樓宇質素，人所共知：每有風雨，長實項目漏水照片必在網上流傳；傳媒驗樓比併，長實項目例必低分，但自由市場之下，價格亦有反映，此正是李先生勞斯萊斯言論的最佳演譯；買家既用折讓價錢購得物業，又豈能期望其質素與市場貨品相同？

一次又一次，由開則到屋宇設備到管理質素，市場早已對每一個品牌旗下項目留有印象，如果買家堅信此乃個別傳媒惡意針對的結果而拒絕接受此些資訊，購得長手尾單位又豈會毋須負上絕大部分損責任？市場由無數供求組成，假如買家拒絕接受低質物業，發展商又豈會供應此類樓宇？假如我們認為發展商有責任提供高質樓宇，買家就有責任去推動發展商如此。 

也許有人說，政府難道就沒有責任？更多的人期望，政府可以「做D野」，可政府可做的，只是制訂以及執行死的法例，法例既已製訂，靈活而富裕的發展商自有方法應對，成本亦自然轉嫁貨品上。不是說政府應袖手旁觀，而是買家若然只懂寄望政府執法保護，甚至發展商高良心發現，在買賣上吃虧自是可以預見。即使賣家如何濫用知識鴻溝，買家在任何交易當中，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去保護自己的利益。

居屋不是王道

特首曾蔭權在發表施政報告後的多個公開場合，分別被質疑為何堅拒復建居屋，他解釋，居屋只是一個名稱，又笑言坊間很多人都只執著於教條式的名稱，並指其推出的「置安心」計劃，實情是「優化版的居屋」。

坦白說，惑仁可是壓根兒不相信，曾爵士day one開始便視其「置安心」計劃為改良了的居屋，假如曾爵士真作如是想，為何「置安心」的名稱沒半點居屋的痕跡？可作為政治家的曾爵士，自然要見招拆招，處理民間對居屋的渴求。

的確，正如很多人——包括疑似下任特首——所言，居屋過往一直是行之有效的政策，惑仁的老家也是自由市場購回來的居屋，即便是今天，位於市區的惑仁老家，所屬屋苑仍有大批「二百樓下」的選擇，可見居屋實實在在為大批居民提供了價廉平實的選擇。（惑仁不會說「價廉物美」，因為老家確實有窗台滲水等質量問題）

儘管如此，惑仁仍是反對復建居屋，因為那違反公平分配社會資源的原則。

社會資源的分配，從來是一個難題，幾乎每一個階層的人，都希望最大化本身的利益，可並非每一個人都願意明白，社會資源有限的道理。社會的共識是，給予弱勢、欠缺競爭力的低下層人士更多社會資源，以令其有更多機會向上流動，讓部分人士終有日可脫離受助，這麼一來，社會資源又可再重新分配。

土地，正是香港的最重要及有限資源之一，公屋正是其中一種利用土地資源，為有需要人士解決住屋需要的政策，受惠人士在住滿一定年期後，需要每兩年檢討入息及資產，以確定他們是否仍需要幫助（先勿論這些標準是否合時宜），如確定他們環境已改善，便需繳納雙倍甚或市值租金，即是減少或完全撒銷來自社會資源的補助。

可居屋便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制度。政府發售居屋時，會提供一個折扣價，這個折扣為地價成本，業主將來必須繳付這差額，才算真正擁有物業的可調動業權。是的，業主申購居屋時，需經入息及資產審查，可這審查是只此一次的，不論業主將來補價與否，都不需再受審查。正如政府及部分政客所述，很大一部分的居屋業主一直將物業作自住用途，購入後從未補地價，又或是在不需補價情況下，將單位售予綠表人士（這類轉售亦不涉及入息審查），換句話說，很多居屋居民作為社會資源補助受惠人士，卻多年毋須接受審查，以確定其是否仍有受助需要。

隨著香港過去三十年（即首期居屋至今日的年期）的經濟發展，我們有理由相信不少未補地價的居屋業主經濟已好轉至毋須受助，可他們卻仍是享用地價優惠，甚至代代相傳，這對更需要受助的人來說，明顯並不公平。

再說，建居屋的用地，相信不會是來自勾地表內的九龍/新界地王，而是本來用作建公屋的用地，那即是說，贊成復建居屋的人士，期望政府延誤建貧窮基層人士的上樓進度，去回應社會置業及上車的需求？這顯然也不符合社會認可的資源分配原則。正是如此，惑仁壓根兒就不認同，特區政府應該將居屋重新推出市場。

既是婊子，還扮什麼烈女？

都說，官，始終是官。

政府為顯示「有做野」，高調推出針對樓市的「九招十二式」，旗下港鐵(00066)亦即時配合，推出市場引頸以待多時南昌站地皮招標。（港鐵明明是上市公司，怎麼從沒人質疑「利益輸送」+「官商勾結」？）

可出招不足一星期，主責攞彩的鄭局長已即時腳軟，明明推鄭三招時理所當然為民請命地說，買家在示範單位內拍照是應有權利；可昨天口風一轉，已在李家電台的節目中指，從營商角度來看，不許拍照可以理解，又引用部分商舖亦不許拍照，以免他人抄襲設計。

事實上，以街舖而言，商戶根本無權不准途人拍照，香港自有法例限制抄襲，人家拍照，版權乃在拍照人手上，櫥窗擁有人根本不得干涉。鄭局長為資深AO，無厘頭為何舉得出如此無法理基礎的例子？比明顯更明顯，有人曾以此例子游說局長，局長在食緊甜筒的情況下，「不明事實真相」便信以為真，鬼拍後尾枕地展示政府官員如何演好地產商傀儡的角色。

惑仁從來認為，小朋友考試考第一、職場達人表現好升職加薪，想人知想人讚是理所當然的，大拿拿以億元計捐助大學，獲建築物教席以至學系命名權亦合理之至，誰不喜歡掌聲？可他媽的明明是婊子，卻站到台前扮烈女、扮忠貞，這不是無恥又是什麼？大大方方承認「發展商為香港貢獻大筆稅收，沒有發展商就沒有新香港」好了，官，為何卻要扮強硬、扮急市民所急？鄭局長差點沒對發展商宣戰的同時而不面紅，是不是就是特區官員的典型？

官員，就是官員

惑仁不止一次說過，官僚之所以討厭，在於他們永遠以一種頭痛醫頭的方式來辦事，面對問題，官僚總會想盡方法——當然不是去「解決問題」——而是讓大眾知道，官僚「有做野」；給公眾罵個狗血淋頭嗎？便逐件擊破好逐件解決好了，官僚的腦中，永遠認為，A+B+C = ABC，十個任務完成了，便等如「施政」。

近一年最熱鬧的話題，總離不開樓市，冰封三尺又豈是一日之寒？眼見上兩代人為發展商打工併生併死，民間，早已對發展商積了怨，君不見不知什麼時候開始，超人早已由打工仔的偶像，變作了無良的代言人？

特區官員，當然不會不知道樓市問題早已成為了管治的隱憂，而聰明絕頂的AO們，豈會純情地認為香港樓市的問題，單單是「80後上不了車」？（事實上，只有苦無材料落鑊的傳媒、吸濕大笨象般的政客、或天真無知的80後，才會真把「樓價太貴」當做最根本最重要的社會問題。）

早前提過，樓市的問題，不是單單一個「貴」字，而是在於供求失衡：每年萬多個吸納量，卻僅有數千單位落成；落成的單位，不是豪宅就是精品豪宅。而發展商與買家之間的資訊不平衡，亦造就發展商推盤就像玩魔術，鋪天蓋地的宣傳攻勢，總令買家覺得物有所值。總之，發展商的態度是：貨，係咁多，你買還是不買？

都說官員聰明，可他們的智慧，並不見於洞悉了市場情況，而在於他們也是一流的魔術師，他們的掩眼法，令市場相信他們「有做野」（最多只是做得不夠），同時卻對發展商（官員的老闆）絲毫無損、對買家丁點無益。

是的，鄭局長早前高調巡視新盤示範單位，更在與地產商會開會前，放風予個別傳媒，為「鄭三招」吹風，企圖利用輿論壓力「攞彩」，以示政府不容發展商亂來；是的，公信第一的報章質疑豪宅新盤成交造假，政府立時宣佈三度去信發展商要求解釋；是的，新盤跳層跳至天花龍鳳，政府便向建築師出指引，不接受胡亂跳層。可以說，輿論批評的，政府都一一拆解了，AO可以說已「交足貨」。

等等！都說樓市的最大問題是供應不足，物以罕為貴之下，發展商形勢比買家強（較過去幾年而言），自然「想點都得」。也許官員會反駁說：「政府在遵循市場的基礎下，已做了很多工作。」的確，財政年度才開結了一個月不夠，擬定的土地拍賣已有兩次了，雖然政府不說，大概在勾地政策上是「鬆手」了吧？你也許也會說，政府確有「做野」呀！

必須搞清楚的事實，是勾地表內的住宅單位數目，只得九千多個，當中不少更是買少見少的豪宅；發展商另外兩個土地來源——港鐵及市建局，供應的同樣是中上價豪宅，理論上這兩個機構，亦不能直接為政治服務，所以即使政府瘋狂「使橫手」，自己每星期勾一幅地供市場拍賣，對解決中小住宅供求失衡的作用亦有限。政府，壓根兒就沒有從制度上著手，應對中下階層的住屋需要，來來去去圍繞的，都是勾地表。

再說，前面說過那些看似「向發展商施壓」的措施，有哪一樣對發展商有重大影響？規管示範單位？發展商根本無法律責任搭建示範單位，改個名叫「建議裝修」你吹我唔脹了吧？去信交待延遲成交，發展商奉陪跟你信來信往好了。規管跳層？說到底，4、13還不是失蹤了？政府要求設定樓層時要跟邏輯，政府推指引時又何曾跟邏輯？

總而言之，官員就是官員，他們做事的最終目的是完成任務，向全世界展示「我做左野架啦，有事唔關我事」。官員，可不會換個名升了級叫「局長」，便忽然有遠大理想，便立時變得有「吉士」起來呀！

政府在市場的角色

施政報告公布後，一如既往，少甜加上市民對政府信任持續偏低之下，即使內有任何利民措施，亦會被批評個體無完膚。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施政報告竟就似觸發民間對地產市場不滿的最後一根稻草，引發社會對政府以至發展商的批評升至高點。

事實上，任何一個市況，都有人買不起樓；在任何市場當中，供求本是最根本的組成部份，供求之間互為因果，價格飛升又豈會單是內地資金造成？可施政報告公布後，幾乎每一天都有關於「政府袖手樓價太高」的新聞，正正就反映了我們的政府完全視民怨如浮雲，在市場角色之中進退失據，以至大眾早已對政府失去了耐性。

不是嗎？特首曾蔭權公開說「豪宅升幅我地唔理」打後，由市民、各大媒體以至代理都紛紛舉出證據，以證豪宅價絕對帶動得了中小住宅價錢，令樓市出現投資者下流化的現象；隨後政府雖不斷強調「密切留意樓市數據」，並推出一系列措施（收緊豪宅按揭、行會成員吹風復建居屋），卻似僅為特首對樓市無知之言補鑊，又怎叫市民能對此無能政府有期望？

有代理發表研究報告，指現時樓價其實並不高，因為以現時本港居於私人住宅每月入息中位數24000元計，購買一個500平方呎單位只需7.4年的收入；而在97年，當年入息中位數為20600元，卻要12.6年的收入，因此現時樓價仍不算高。政府也有類似理據，指由於目前按息低企，現時的供樓負擔比率遠較97年為低，因此樓市仍屬健康。

事實上，不論是外資大行還是發展商，從07年樓市高峰到現在，都喜歡以97年或03年的樓市情況與現時比較，幾乎只要有別於此兩段時間，樓市便「仍屬健康」；惑仁倒想請教他們，將同一邏輯套用於人，是否沒有愛滋cancer便屬「健康」呢？

再者，既然政府以及各大發展商那麼喜歡以「樓價該由市場供求毫釐定」，來推卻政府在地產的角色，那為何總避而不提供應一方呢？據運輸及房屋局（off-topic：總不明為何運輸及房屋該由同一人掌管，因為政府對地鐵的發展模式很滿意？）的數據，本港目前僅有47000個可供發售一手單位，首三季的新樓供應，只及去年全年的六成二，而去年全年亦只有不足一萬個一手單位施工，為過去數年的低點；相較於九十年代的每年三萬多個單位，政府及發展商又豈能張大眼說樓市「仍屬健康」？

香港樓市最大的問題，並非樓價過高，又或是醫生律師買不起樓，而是政府明明在當中擔當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賣地、港鐵、市建局、審批更改土地用途無不是由政府主宰的），卻又往往推而卻之；在發展商而言，透過將普通項目以豪宅出售而提高毛利率實屬無可厚非，但如此一來市場又豈會出現普羅用家負擔得起的新盤？在其他商品而言，市場需求增加自有供應補足；可在地產市場，
要市場百花齊放，政府作為市場最大地主，就必須針對市場需求而適當供應。步步怯於「推低樓價」指控的八萬五陰影，透過片面數據對市場需求作出有限的官僚式回應，任由市場失去秩序，又豈是口口聲聲「市場」的政府所為？

樓教

小時候，偶有參加社區機構又或是學校童軍的宿營，其中一個最常去的營地是烏溪沙青年新村。那時馬鞍山仍只是剛開始開發的市鎮，印象中，要往烏溪沙，必經之路是西貢，因此當時的概念，那兒算是位處西貢。

漸漸，馬鞍山的發展開始有點規模了，唸大學時搞o-camp，雖然那時未有馬鐵，但烏溪沙早已不是郊外，晚上莊員們在搞check-point時，惑仁倒可以施施然拉幾個同學仔往附近屋苑的茶記煲煙隊啡啖奶油多。

今天，馬鐵早已通車，馬鞍山亦已非當日的山卡啦，儘管烏溪沙青年新村仍是屹立不倒，毗連其側的，卻是逾50層高的什麼天峰。

香港人很奇怪，對地產、樓市有一種迷思，甚至是崇拜、迷信。過去30年，憑努力工作、賺錢供樓，老來有樓揸手，似乎就是香港人的宗教。樓，漸漸已成為了一種具投資價值的純商品，而非解決住屋需要的工具。

君不見那什麼天峰幾日之間賣了逾千伙，成績雖未及長實的首都、栢慧，卻也印證了在現時經濟情況之下，香港人即使前途未卜，仍然相信磚頭具有一定吸引力。

沒人說得準這個信仰能否延續多十年八載，地產報、地產商、地產代理卻早已像教會般，搬出一大堆道理，說現在的樓市較97、03年都要健康，到過山卡啦烏溪沙camp的一代，還不快快入市？

細看數據，嗯，確有一點道理：97及03年的新私樓落成量都超過二萬伙，03年更接近三萬，09年估計全年只有一萬伙；銀行體系存款97年有二萬七千多億、03年三萬五千多億、零九年三月卻有逾六萬億；至於供樓開支與收入比率，泡沫一街的97年有九成，03年不足兩成，目前為不足三成。

按息分別便更大了，97年市場平均按息逾十厘，03年與現時皆約兩厘半，別忘了，市面上還有很多拆息利率計劃呢。發展商在這時候還不忘提一提大家，存十萬元在銀行一年僅得一元哦，買樓收租可有四厘回報呢！

哦，真的嗎？看推售「銀湖‧天峰」的信置主席黃志祥如此苦口婆心地勸說，惑仁倒真的有點想「入教」了，可再看看樓盤的管理費（每呎2.1元），再看看近5000元的呎價，以及前臨四叔新盤用地，受洗嘛，考慮考慮……

別忘了，97年一片歌舞昇平乃有其特定歷史原因，回歸前，幾乎每個人對未來都有憧憬，即使那是浮沙上的希望，卻沒人懷疑「樓教」的未來，只會恨自己不夠狠，賺的不夠多，「上不了車」。09年的今天，有哪個人敢真心相信環球經濟真有什麼復甦苗頭，阿爺谷GDP內有多少水份大夥也深知肚明。是的，樓一向是大家相信的「穩陣投資」，因為人人都相信，股票只是一張紙，磚頭卻是實物。

然而最詭異的，是每名樓教教徒，也心知肚明業主揸的並非磚頭，而是一紙樓契（做了按揭的契也沒有），更何況多數長線投資者買股票都以現金實貨交收，一層二百萬買來的物業做了七成按揭，便等如以六十萬資金去操控二百萬元的資產，那不就是槓桿投資嗎？

咦，等等，話就回頭，怎麼黃志祥親自督師來了？信置的新盤不是一向由劉貴玉主推的嗎？黃先生看來很緊張新盤呢…再看看恒地，什麼亮賢居嘉亨灣等貨尾以及御景峰等新界盤都陸續應市了。長實呢？火速推售栢慧豪廷後正著急政府不快快批出領都的預售樓花同意書呢。新世界發展的鄭先生說看好後市，各位教友說他是真如市場所說是個白痴，還是在「昆」教友呢？

有人說過，市場不會錯。在資訊透明的今天，教友們又怎會不知發展商在散貨、又怎會天真得以為發展商真的看好後市？在失業率直線上升的今天，大家其實也在趕乘開往懸崖的尾班車，人人也認為，自己真可以最後一個跳車，去得最遠而毋用粉身碎骨。可一面家住赫然出現在綠野郊外的50層高參天大宅，一面享受群巒環抱的銀湖後花園，世上真有如此好康的事嗎？烏溪沙青年新村偏遠的去camp心情，早已隨時代遠去……

正義的大衛擊倒巨人記

看畸寶直播（那記者總是搞笑地不斷重複「三比零」、「三比零」，準是足球看多了），電盈小股東在上訴庭否決電盈私有化後，齊聲高呼「多謝馮大狀」，惑仁頓惑狐疑，到底是代表小股東的資深大律師馮華健乃正義化身路見不平免費為小股東仗義出手挑戰萬惡小小超？定還是小股東天真得覺得正義被伸張了？

也許是李澤楷財技過人的形象太深入民心，也大概是科網年代從1186到8號仔的事件太令人印象深刻，自電盈宣佈擬私有化以來，大眾間慢慢就建起了「小小超用電盈搵小股東笨7」的局面，而李先生，也絕對地被放在一眾小股東的對立面了。

事實上，電盈私有化以來，曝光的小股東來來去去也只有那幾個：唱歌的黃先生、主動捉著記者的梁先生（中信泰富股東會梁先生亦有與在場記者「相認」）、眼大大的陳先生（陳先生曾說「9蚊私有化就合理」，他支持否決私有化，可不是為了什麼「正義」）、疑似民建聯好友的電盈小股東大聯盟召集人陳先生、以及在庭上陳詞的譚女仕。一眾財經記者，早已對他們熟之又熟，每次當股東會法院審訊編輯採主要求「整兩句小股東來包底」，上述各人便又再曝光見報。

搞笑的是，一心伸張正義的港聞記者，大概本著為民請命的精神，為各個熟口熟面的小股東，炮製出「陳先生與香港電話戀愛史」的故事——嗯！就是李澤楷，將好端端一個偉大浪漫愛情故事破滅。

故事看得多了，社會大眾——尤其是少有沾手股票的人——漸漸也便覺得，小股東都是不贊成、也不應該贊成私有化的。然而，不要忘記的是，電盈私有化股東特別大會上，贊成私有化的可是有13億股，佔投票股份82%，而反對的股權可是得僅8%！數字不說謊，上述的什麼陳生梁生，到底代表了多少人心聲呢？

話說回頭，小股東說「正義勝利」，就當小股東真的是「正義」了，「勝利」又從何說起呢？都說李先生是財技高手，好！不讓我私有化，那就一拍兩散算了，既然小股東在判決前一日要求電盈派股息，那便派夠1.3元一股好了。本身已經負債逾200億元、手頭現金僅有92.84億元的電盈，竟要再動用88億元去完成這項「壯舉」，李先生可說名正言順地掏空一家公司了。試想想，一隻股份本來每股擁有1.37元的現金，卻有人因「正義」之命，將之變為僅得7仙，這股份還有沒有投資價值可言？再說，電盈股價1.5元時，尚有人說其相對資產淨值有折讓因而值得一搏，現在派發高息，小股東高興了，可公司價值也降低了，股價嘛……

天真的，其實不止小股東，案件審結後，證監會更立時走出來開stand-up，意氣風發地擺出一副「正義已伸張」的姿態，好不攞彩。證監到底有沒有想過，所謂的「投資者利益」，是否因而得到「保障」了？常有人批評說證監的投資者教育做的不夠，當然了，證監本身就分不了什麼是投資者利益，又能教育誰呢？

惑仁不知道，電盈私有化是不是真如李澤楷所言，是「真心為股東提供套現機會」，然而不容否認的是，以現時情況來看，小股東欲以每股4.5元賣出電盈股份可說相當渺茫了（更莫說部份年老小股東一心希望股份重見家鄉，即折合一百四十多元一股），推倒了私有化，小股東又有何得著呢？

一位常以戰地記者自居、向來是不少新聞系學生偶像的前輩曾說過，新聞工作者要向弱勢社群傾斜。（巴勒斯坦人可不見得相對以色列人是弱勢社群，當正邪由記者壟斷了，還談什麼唯真唯善？）可大概她不知道，更多時候，向弱勢社群傾斜（在此事而言當然是指小股東了），正正就是以糖果引其上懸崖的行為。

商業世界，談的從來都是合法利益（不是不談公義，而是公義也是大眾利益）。原訟庭早已判定，電盈私有化合法，而事實亦證明，上訴庭的判決，只會加大李澤楷及其旗下公司的利益（派發高息能令李多袋5億元），不論是3.8元買入搏私有化的小股東、香港電話時代買入股份的小股東、還是科網時代一心相信「超人個仔無死既」心態買入卻不肯止蝕的小股東，其利益卻半點沒有受保障。有時候，公義二字背後的意義，在在需要有識之士去詮釋、去傳達，新聞工作者，正正責無旁貸，不能胡亂手執正義，胡亂打起旗幟，以為自己為民請命，天真得來更令全城投資者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命力減弱。

自利，是人的本性，亦是資本主義的本質，香港的投資者看似勢弱，卻仍有以腳投票的權利，可以選擇優良的公司來投資；眼見管理層幹的不是本業，卻仍心存僥倖「炒一轉」，又或一勞永逸當股票是老婆的，自然需要有付出代價的準備，不然那對做足功課的投資者又那有公平可言呢？胡亂祭起正義旗幟的政客、評論員、新聞工作者，其無知所拖著的，只會是無辜的塗炭生靈。

當八號仔遇上正義傳媒……

近日財經新聞的焦點，大概離不開電盈的種票疑雲。傳媒普遍站在小股東的角度，批評電盈主席李澤階，將一隻本屬穩陣藍籌的股票，變成棄之無人要的坑人股。有自命公信力第一的報章更指，李是財技高手、道德侏儒。

金融海嘯，除了令銀行巨企紛紛倒下，亦同時令左仔抬頭。在自由市場一向行之有效之時，左仔們一直只能無力地高呼自由主義道德淪亡，終於有一天，連老得傻了眼的格老也走出來說，放任的自由主義是錯的了，左仔終抬起頭，高叫「呢鑊你仲唔仆街」？

是的，或許小小超真的只顧運用財技，令一家本有壟斷地位的公司，變成一家財技公司；又或許是他的美式管理，令本屬鐵飯碗的工作，變成惶惶不可終日的崗位，然而，有沒有人可以保證，假如李澤階當天專心搞那衛星電視，香港電訊便能一直有壟斷地位？集團內的工作崗位，也會直至今天也堅如磐石？

我們會說，「英治」時代的香港電話公司，工作是如何穩定、派息是如何優厚，但我們是否記得，當年滿街國企的英國，經濟是如何一沉不起？歷史早已告訴了我們，沒有危機感的工作崗位，只會產生不思上進的冗員，以及將效率燃燒殆盡。歷史也告訴我們，「電話」之所以能派發優厚股息，完全是來自左仔們深痛惡絕的「壟斷」二字。

今天聲討李先生的公公婆婆們——是的，大概他們本可如部份傳媒所言，收股息過世，安然退休，只是給李先生壞了大事——但到底，是誰保證過投資會一生一世不賠本、一家公司以至經營環境會永恒不變質？當香港電訊沒有了專營地位，他們早就應思索，優厚的股息能否持續；當電盈的股價升至28.5元，他們也該檢視公司的價值如何。再者，電盈股價多年來拾級而下，不是一日之間由28元跌至1元，投資者——即使是靠電盈股票退休的公公婆婆——有大量時間去審視以至反思自己的投資。

我們國際金融中心的小股東，大部份只懂將因果決策胡亂併合：因為李澤階，所以唔見退休金，加上有種票疑雲，因而反對私有化。多年來最關心的，是股東會派發的點心是否合胃口，而從不理會會上的事項議程，到火燒眼眉了，卻弄不清如何投票，反投訴公司借故為難，更有甚者，不斷質疑作為獨立第三者的中央證券的公平性，這就是我們的小股東！

當然，惑仁不會說，這麼一家大公司，其所引發出來的「種票疑雲」可以置之不理；但反過來想，在事件仍未水落石出之前，李先生就被憤怒小股東 + 正義傳媒 + 熱血記者 + 抽水政客口誅筆伐，這樣難道又公平嗎？

保八

農曆年間，當大家正在大啖蘿蔔榚、喝著普洱之際，溫+飽總理卻千里迢迢往正下著大雪的英國，高呼「中國救不了世界」、「中國要保八有一定困難」，用心之苦，叫人動容。

「保八」，即「保持09年內地國內生產總值（GDP）按年增長有百分之八左右」，幾乎已成為世人審視環球經濟能否得救的準則，但溫總所言卻又非虛，區區一個中國，又如何救得了世界？

然而，當中央去年定下「保八」的目標時，世人便早已不禁要問，為何是「八」，不是「七」、不是「九」、不是「七點八」？是為了順口？還是為了什麼？漸漸，都覺得不要緊了，反正保得了八，世界經濟便得救，中國便是世界新霸主；反之，保不了的話，在「連中國都不行」的疑慮之下，世界經濟毫沒前途可言——一個「八」字，真的有這麼大的意義？

一位中國社科院的學者建議，中央政府不應只提出保持經濟增長的口號，而要實實在在地確保就業，他指出，內地目前的失業率數據除了一如所有國家般屬滯後數據外，更沒有計及無戶籍勞工的失業情況，換言之，內地目前的失業情況，遠較失業率所顯示的嚴重。

學者貴為中央智囊，自然不會不知經濟情況之嚴峻，然而中央之所以提出保經濟而非保就業，卻大概自有其考慮。

天下沒有白的烏鴉，蓋世間上幾乎所有政府官員要做的工作，就是服務社會。怎麼個「服務」法？最低限度別讓人投訴「無做野」吧！反過來想，久而久之公職人員的思維就是在讓社會責難之前，先昭告天下「我做左野架啦」。

假如中國政府只能在兩個口號中選擇其一：「保經濟」及「保就業」，由於後者的必要條件是前者，即要「保就業」便必先「保經濟」；反之，前者僅為後者之充分氣件，即「保經濟」不一定能「保就業」，你說，你是官員你保哪樣？

再者，「保就業」可半點不易，當中涉及太多私人市場的變數，總不成政府為了2009年一個功績，開一億個公務員職位吧？「保經濟」可不同了，GDP的公式是「C + G + I + X – M」即「私人消費」 + 「政府開支」 + 「投資」 + 「出口」 - 「入口」，你說，前四項中央政府說大便大半點不難，「入口」一項嘛，中央要它變小又難得到哪裡去了？再加上各省各市提交上來的GDP數據中，不知滲雜了多少功績水份；而由於GDP是同比計算的，08年數值愈細，09的同比增幅便愈大……種種變數加起來，「保經濟」又有多難？

民工沒工可開？中央政府不是保了八了嗎？做左野架啦！

中國與印度

著名評論員李怡先生在《蘋果》發表文章，藉印度獨立60周年，讚揚印度作為世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是新興國家典範；而相對於一黨專政的中國，「民主道路」才是正途，而「印度的實踐卻證明，不同的種族、宗教，可以在民主制度下，以自由、包容的精神和平共處。印度從沒有追求一致，從無向不同宗教或少數種族地區移民以追求『統一』，印度只是一直在進行整合，卻不是同化。」

姑勿論李怡先生有否弄錯了新任印度女總統的身份（李指印度早前選出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是桑妮亞．甘地，即拉吉夫．甘地的遺孀；而事實上當選的是多年來效忠尼赫魯家族的帕蒂爾），他顯然希望籍比較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去突顯世上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之優劣。

的而且確，正如李及《經濟日報》的曾廣標先生所言，印度的民主制度及政黨變更，的確值得中國學習。但論到對世界開放以及自由貿易，印度相較於中國簡直是兩個極端。

先不討論種性制度遺禍及貧富懸殊此些不公平問題，印度有超過500個土邦，宗教、種姓、語言、種族和地域觀念極為分歧，更沒有一種語言可通行全國，美其名這叫尊重保育不同文化，但事實上卻令印度亂七八糟，更造成管治上的困難；相對於在中國以普通話統一全國，發揮了不同地域的優勢，不同種族的人民才能達致真正融和。（此所以西方各國掀起了學漢語熱潮，卻鮮有大舉學印語的——究竟哪一種才是印語？）

與印度人打過交道的人也知道，印度人原則性十分強，他們極抗拒外來事物。在全球化的大勢之下，印度仍處處阻撓外資零售商進入市場，連世界最大零售商Wal-Mart，也要以合資方式才可打入該國，更只能經營批發業務。此舉名為保護國內小商人，事實上卻正正阻止了本土企業發揮自身對本土市場認識的優勢（反全球化人士總以為「萬惡」的Wal-Mart及McDonald等可憑文化霸權統治全球，更以為第三世界的貧窮乃由雀巢等企業一手造成的，而韓農當然是因為歐美大國補貼農產品而跳海了），阻慢了這頭「沉睡的大象」的腳步。正因如此，早前怒罵中國聽眾講手機的商品大王羅傑斯才對投資印度有保留。

陶傑說印度官員外巡的座駕，不坐外國入口的平治，坐本國製造的小房車；印度的政府機關，規定不到攝氏32度不開冷氣，只用電風扇（單是想想已熱到hihi）；印度官員都穿麻布的民族傳統服，一點也不崇洋媚歐，一身ＬＶ和江詩丹頓名牌（但西裝或是中山裝又有何不好？），「印度10億人的民族心理相當平衡，印度獨立60年，憑此一點，即可自傲於世界的貢獻。」 但不要忘記，印度有一個A貨荷里活（Bollywood）、印度的賤民（即使種性制度早已在法律上廢除）沒有向上爬的階梯、印度有一大堆能操流利英語的勞動人口，但有更大堆的文盲人口。

是的，印度與中國走的是兩條道路（尤其在政治上），但擺在眼前的事實是，中國正在步步為營的向世界出發，印度卻在靜候世界向她招手。的確，中國的一黨專政絕不是長治久安的「穩定」法門，但印度的混亂及封閉，卻半點不值得羨慕。我們讚頌民主，但請不要忘記自由。

外匯儲備高踞世界之冠，點算？

第十屆人大第五次會議早前閉幕，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圖）在會見中外記者時表示，如何處理中國巨額外匯是一項重大挑戰。他亦承認，中國仍然缺乏對外投資的經驗。他在人大閉幕記者會上便表示，現時非金融類的對外投資，截至2005年底，只有733億美元。去年一年，新增160億美元，「這同發達國家比起來，簡直是微乎其微。」

截至去年底，中國的外匯儲備高達10,663億美元（約83,171億港元），為世界之冠，中國政府早前一直研究，應如何處理此筆「巨款」，其中仿傚新加坡設淡馬錫基金更為熱門選項。新任國務院副秘書長樓繼偉早前便召開了部際聯席會議，論證國家外匯投資公司的組建籌備、定位、組織架構等問題，為組建國家外匯投資公司踏出了重要一步。

據財政部部長金人慶早前披露，內地正參考包括新加玻淡馬錫在內的經驗，籌備成立一家外匯投資公司。該投資公司將直屬國務院，而非市傳的由財政部領導，而組建該公司的主要負責人則為現任國務院副秘書長樓繼偉。

在成立新的外匯投資公司後，內地將有3個機構負責管理及投資外匯資產，包括國家外匯管理局、四大國有銀行的大股東中央匯金公司、以及即將成立的外匯投資公司。據國內傳媒報道，籌備中的外匯投資管理公司暫定名為「聯匯公司」，將於年內成立。據悉，國家將從外匯資產中調撥2,000億美元予新成立的外匯投資公司，而餘下約8,000億美元則將由國家外匯管理局負責管理。


事實上，中國政府仍需解決兩大爭議點。其中包括需決定外匯投資公司採用新成立的方式，還是從現有的中央匯金基礎上改組。據悉，內地傾向採用後者，即將持有四大國有銀行控股權的匯金解散，併入外匯投資公司，並將現任匯金總經理謝平收歸樓繼偉麾下。

另一個中央政府需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匯金名下的四大國有銀行股份。由於另一解決架構問題的方案為保留匯金，但將其轉為新建立外匯投資公司旗下的子公司，上市銀行的股份將需無可避免地轉換；然而由於現時無相關的法理依據，如何在不影響金融市場的穩定下完成置換，將成為中央高層最頭痛的問題。

最受尊崇企業

《財富》雜誌早前根據來自26國1,506名行政人員的投票結果，選出了50間「世界最受尊崇企業」，通用電氣高踞榜首。美國企業獨佔鰲頭，在榜首十名中佔去8席；其中能與眾美企巨頭抗衡的，就只得兩家外資汽車製造商——豐田（Toyata）及寶馬（BMW）。

1 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
2 豐田汽車（Toyota Motor）
3 寶潔（Procter & Gamble）
6 巴郡（Berkshire Hathaway）
8 微軟（Microsoft）
9 寶馬（BMW）
13 沃爾瑪（Wal-Mart Stores）
17 新加坡航空（Singapore Airlines）
20 諾基亞（Nokia）
34 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
46 佳能（Canon）

豐田——「美國最佳汽車」
《財富》形容，豐田比整個底特律（美國汽車工業重鎮、福特汽車根據地）更清楚美國人所需。遠的不說，大家不妨走上街看看：的士（Crown）、貨van（Hiace/Liteace）、小巴（Croaster），有哪樣不是豐田壟斷的？汽車、尤其是搵食車很奇怪，後來者很難打入故有市場。原因除了是因為豐田車性能優良之外，更因為其零件易於找尋，當一個品牌有一定程度的流行，維修變得容易，車主亦傾向選擇該品牌了。當然，如果有甚麼「公平」競爭法，豐田定會給告上法庭，罪名是「濫用市場地位」。

巴郡：股神旗艦
互聯網未流行前，投資者甘願投入數萬美元，購入一股巴郡股份，為的只是一封由「股神」畢菲特（圖）所撰的「給股東的信」，以求能在「神諭」中透視投資前景。畢菲特自1965年收購前身為紡織公司的巴郡後，一直以其投資，成就投資神話。現時該公司A股股價已超過10萬美元，B股亦需約3,400美元一股。將其師Benjamin Granham的價值投資理論發揚光大的股神，堅拒將股價拆細，原因是希望趕走短炒投資者，以貫徹其投資理論。

去年新股熱時，身邊不斷有朋友相詢投資路向，「我想學玩股票，入咩好？幾時放？」更有不少拿出圖表，頭頭是道地預視「買入位」及「出貨位」。事實上，買入一家公司的股票，目的就是為了分享該公司的成果，受惠於公司價值（有別於股價）的提升。即使是對沖基金，亦難以只通過股價的升跌來獲利。畢菲特的理念，「凡間」得出人意表：長線持有好股！看看巴郡，其股價在過去四十年已上升5,555倍便知道——神，絕不點你。

螞蟻商人

螞蟻，一種最尋常、最不起眼的昆蟲，存在於家居林間，代表著群體協作、勤奮誠懇。

商人，或許令人想起唯利是圖，也大概浮出一個長袖善舞的形象。事實上，《福布斯》十大富豪、世上的成功人士，又有多少個不是實業家，（亦即商人）？

「螞蟻商人」，當然不是指出售螞蟻的商人。對於內地、以至環球採購人來說，象徵「蟻多嬲死象」、浙江省義烏市的「螞蟻商人」，是自由市場中，成功商人的代名詞。他們售賣的，正是最尋常、最不起眼的貨物，卻能憑著薄利多銷的盈利致富。

在浙江省義烏市，有一個全球聞名、每年生意額超過300億美元的小商品批發市場，出售的貨品，都是只能為商人帶來微利、於日常生活中尋常不過的貨品，如拉鏈、圓珠筆、襪子、毛巾、打火機、手電筒、計算器等。說是「小商品市場」，規模卻半點不少：據聯合國資料，全球近50萬種商品當中，便有超過60%可在該處找到。

一厘（$0.001）利潤一根的吸管、一分（$0.01）利潤一支的鉛筆、二厘利潤一隻的塑膠袋，在很多人眼裏，認為這樣的生意不值得做。然而，義烏的企業家和經營戶就是這樣長年累月地幹下去，一年也能賺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義烏的企業大多數是圍繞小商品創辦的，這些科技含量、資金門檻都很低的產品很有市場競爭力，就是這些不起眼的小商品，卻銷往全國走向世界，鼓了不知多少義烏人的錢袋子。

以螞蟻來形容商人，說的不止是其貨品尋常無奇，而是這些商人能像螞蟻般，在物競天擇的環境中，發揮最強的生命力，不妄想一步登天，而選擇腳踏實地。事實上，在現代社會，市場競爭使生產的分工愈來愈細緻，愈來愈專業化。每一件商品都不可能由一家企業全部自產，而是由千千萬萬個企業協作而成，每個企業更成為生產鏈條上的一個環節，賺取其中非常細微的利潤。

「螞蟻商人」的啟示在於，在自由市場，沒有「以低價傷人」、「惡性訂價」這些罪行。沒有消費者不要求低價格的，也沒有採購人員不盡量將價格壓低。大集團如Wal-mart等向義烏市的廠商以「烏蠅咁嘅價錢」採購，廠商大可以拒絕Wal-mart的「剝削」，為何總要以賺那丁屎咁多盈利？老闆們都很清楚，手頭上的貨品，比對美國消費者付出的價格，相差何止百倍？為何蟻商們仍咁於受「搾壓」？

李老闆的生存哲學，便正正回答了這些問題。在用幾間民房改裝的車間裏，李老闆有條不紊地安排著40多個工人生產時尚的無頂太陽帽。這個開足馬力的作坊，一天可以生產出20萬個太陽帽，它們經過貿易商的中轉後，全部掛進Wal-mart的賣場裏。

李老闆知道，自己這個看起來工序簡單的太陽帽，一旦掛進「Everyday is low price」的沃爾瑪在歐美的超市裡，身價將幾倍甚至10倍以上飆升，但是李老闆的定位卻是一個帽子只賺一分錢，這就是他能跟世界500強之首的Wal-mart做成生意的關鍵。

金洲公司以每米11-12元人民幣把布供應給香港的貿易公司，香港公司把布轉到泰國一家服裝廠委託加工，再把成衣(如襯衫)以3美元價格賣給Wal-mart，Wal-mart掛到美國商店售賣的價格一下子上漲到30美元以上。抱怨歸抱怨，金洲公司始終沒有放棄這個佔其工廠30%產量的大客戶，這間接的供貨關係已經維持了8年。說到底，是金洲公司依然還覺得有利可圖，一年30萬美元的利潤對於一個百人小廠並非可有可無。

高舉反全球化、反自由市場旗幟的人；將全世界的貧窮問題都算在「新自由主義」（卻不理解其主旨）賬上的「大專生」，卻喜歡說是Wal-mart「剝削了廠商」、「搾壓了工人」…李老闆、金洲公司，由於助長了萬惡的資本家，而合該成為上述善良人士的敵人了，罪名？「做壞左個市」是也！

走筆至此，又再想起一個什麼「大專師生反迪迪尼」（…之類）的組織，考察完內地工廠後，向迪士尼施壓，指該工廠剝削工人。最後，迪士尼取消了定單，工廠也支持不下去，摺了，所有工人失業鬧出好一個令人笑不出來的笑話！正如曾教授所言：「好心做壞事的人的破壞力比壞心做壞事的人更大，更恐怖。因為他們一心想做上帝，做救世主，自以為自己是替天行道，是做好事，因此行為是更加的絕，更加的去到盡。」

從銀行地產到紅籌國企

恒指服務公司進行季度檢討後，一如市場所料，決定將大熱的中國工商銀行及中國人壽Ｈ股納入恒指成分股，令成分股數目由原來36隻增至38隻，達到原本的新增上限水平。恒指服務公司更將因應情況，將成分股上限數目增至50隻，足見國企股地位愈見舉足輕重。

自1993年第一隻國企青島啤酒（0168）來港上市，至今不過短短14年；在此段期間，大量紅籌、國企南下，本港企業亦紛紛北上，隨著相互間的影響愈見增加，中港兩地之金融一體化大勢將成。

香港股市過去十分單純；有評論便認為，1997年前本港上市公司只有三大行業：一、銀行；二、地產；三、公用；其餘是一大堆不成氣候的工業股。其後內地在港企業透過買殼上市及內地窗口公司來港上市集資，漸漸成為股市另一力量，即所謂紅籌股，在1997年8月前一度成為推動本港股市上升的力量，令恒生指數在1997年8月高見16380點。

亞洲金融風暴後至今，恆指高企二萬點樓上，本港不少大型地產股已經復甦，股價重返1997年水平；反之，1996年至1997年8月當年被過分炒高的紅籌股，至今大部分股價仍未重返1997年8月的水平。

回歸近十載，各類型的股份例如大型航運公司、礦務公司、能源公司、內地電力股、公路股及內地銀行股同保險股；加上民企的造紙業、零售業、飲食業……等紛紛出現。今天香港股市的上市公司五花八門，已不再局限於銀行、地產同公用股。

1997年後內地企業不斷來港上市，為香港股市加添新血。今年恒生指數雖然再創新高，因恒指已不單純代表香港經濟，大量紅籌、國企股加入恒指成為新成分股，恆指更間接是內地經濟的寒暑表。同時，隨著內地金融、保險及電訊市場在2006年12月開放，2006年下半年內地銀行股來港上市及本港國企回歸內地A股市場，令2006年下半年港股再掀高潮。

另一方面，本港上市地產公司亦紛紛進入中國投資內地房地產，香港資金更透過內地企業大量來港上市而進入中國各行各業，形成內地各行各業的盛衰，反過來影響香港經濟。本港在1970年代興起的財閥，雖曾面對1997年7月亞洲金融風暴打擊，但傷害不大，反而透過大量增加海外及內地投資，進一步壯大自己。例如長實（0001）、滙豐（0005），過去不但面對紅籌股競爭而毫不遜色，即使到了今天，其地位仍未能為國企完全取代。

隨著中國入世，國有企業及內地公司正面對日漸激烈的競爭，同時本港財閥亦覬覦國內龐大的市場。紅籌、國企同本港企業最大分別是，紅籌、國企股大股東是政府，董事局只是管理人才。不像在本港壯大的企業，背後皆有一位或以上的大股東。但從滙控（0005）及太古（0019）過去表現看，大企業需要的是良好管理人才，多於良好的大股東，這對紅籌、國企，未嘗不是一個好的啟示。

事實上，隨著企業日漸長大，其家族影響力便宜漸漸淡化，即管理權與所有權應逐步分開，公司由良好管理層繼續負責拓展業務，這便是美國大企業、日本大企業步向成功的例子。

與世界大部份大企業多白手起家不同，紅籌同國企一開始便是大企業，由地方政府、省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照顧。管理質素既對企業成敗有如斯影響力，國企能否貫徹股權分置、政府撤手不以政策橫加干預；本港大財閥能否建立良好而獨立的管理團隊，顯然就是兩地企業能否共榮共富的關鍵。

日本及南韓過去由政府政策扶助下長大的大企業，一旦面對市場開放，在激烈競爭下有些脫胎換骨，成為擁有高度競爭力的大企業；亦有些失去政策優勢後倒下來，相信未來國企亦一樣。物競天擇，一間擁有優良管理質素的企業，往往能在自由市場中無往而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