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標=利淡後市？

大埔白石豪宅地皮流標收回，是否意味樓市轉角，發展商看淡後市，樓市必跌？至少，地產代理是如此評論、放盤業主是如此恐懼、潛在買家是如此憧憬、傳媒記者是如此解讀。

地皮收到7份標書，表示共有7組發展商出價，只是未為政府接納，意味政府心目中要求的價格較發展商的出價為高，當中涉及兩個可能性：發展商出價過低，或政府要價過高。

若是前者，市場一般解讀為發展商看淡後市，惑仁對此觀點卻有點保留：首先，「發展商看淡後市=後市偏淡」是建基於一個假設——發展商掌握的資訊比一般人多，判斷亦因此較一般人精準，然而，在網絡時代，成交資料、各區規劃、潛在供應、樓市消息，只要肯做分析及資料搜集，任何人掌握的資訊都不會較發展商差太遠，知識鴻溝早已收窄；再者，資訊多少亦未必與判斷精準與否成正比，因此有關看法未必完全準確。

市場的參與者，用最簡單、最基本的分法，只有兩方：買方和賣方。在投地的過程中，發展商的角色為買方，而此行為與其稍後擔當賣方的角色有關，當中亦存在變數，發展商必須準確評估這些變數，方可作出準確的判斷。

另一個問題是，發展商是否看淡樓市？單從發展商的出價，未必可以判斷，因為「看淡後市」必然會「出價低」，反之卻沒有必然關係，「出價低」可以因為「手緊」、「博亂」、「博無人買」等眾多原因。

至於如果是因為政府的要價過高，以正常賣家的行為推論，可能的情況是政府明知地皮罕有，拒絕賤賣，叫價企硬；如果你認同價格的關鍵決定因素是「供+求」，而非「中介人」、「炒家」等，那麼.地價怎會在未來一段時間下跌？（供應短缺）

無論如何，地皮流標的客觀結果，就是減慢了區內供應，代理總會說，一幅地皮會影響「樓市氣氛」，而「氣氛」又會影響「成交價」，但作為一個理性的業主，明知商品價格乃取決於供求，在無資金壓力的情況之下，輕言割價求售，企圖持盈保泰，似乎不是明智之舉。

日月

基本上，惑仁由中學起，便已不太喜歡《明報》，當年，大概是因為家人愛讀《天天》、《東方》，《蘋果》又剛創刊，惑仁不喜歡《明報》的沉悶，也不滿被學校迫著訂閱。

長大了，輾轉進了新聞系，對《明報》更是討厭，討厭它的偽善、扮中立、扮君子，更討厭它口說公義實則當大學生廉價勞工。印象較深的，是在《蘋果》實習時，一位前輩特地留地一份明報，指著其頭版新聞，內容是浩園大量墓碑給弄污，《明報》竟將先人的照片全登在頭版，前輩向我們一班實習解釋，這是如何如何的不當、如何的偽君子。也記得，那時候，《明報》全職記者起薪約9000元，《蘋果》、電視台約12000元。

實習之前那個學期，惑仁上過劉進圖先生的課，他教的是MEDIA LAW，惑仁取的是連同先修班、整個大學課程中第三個C級成績（另兩個都是英文科）。坦白說，惑仁對劉先生教的誹謗，印象相當之深，就是不知什麼原因，考試考得差罷了。其後，聽說劉先生沒再在我們大學內教學，大概是編務繁忙吧。

幾年後，劉先生給派駐北京，再後來成了總編輯，再後來，劉先生寫了一篇文章，大概是說，公司內來了一位家住屯門的女孩子（《明報》在柴灣！），對新聞很有熱誠，文章大意是新聞工作者不應要求高薪云云，當時惑仁心想，不求高薪，也不是收一份侮辱性人工吧？再加上之後《明報》的撐梁報道，惑仁對劉先生不存好感。

劉先生出事那天，惑仁在準備有關財政預算案的節目，行家告之，劉先生被斬，趕忙通知港聞同事跟進之後，惑仁坐著坐著，思緒定不下來。未必是跟他工作有關吧？他本身得罪人了吧？卻總是說服不了自己，因為惑仁縱不認同劉先生的觀點、看法，也不得不同意，他是一名律己甚嚴的君子，加上他身居之職，可非一個小記者、小編、而是總編輯，因為工作而給「教訓」，相當合理的推測吧？而僱用專業刀手（兩名！）行動，更絕不會是劉先生某次泊了他人的咪錶位，或有關某某區收佗地的簡單報道。

當然，事發後，一定有人扮理性，一定有人扮中立，也一定有人罵「香港人怎麼不感憤怒」，也有人抱持「世事給我看透」的態度，大呼「拉個刀手有屁用」，可香港人一定要明白，我們身處的環境，是誰造成的，而我們又是否願意情況繼續。

惑仁同意，「出事」的報道，未必與中共有關，未必與政治有關（政治講的是利益，政治組織要壓下報道、懲罰主事者，通常用不見血的方法），但兇手光大化日下對新聞自由的漠視卻是在中共治下的土壞下培育的！黑影事件、傳媒老板被襲、傳媒被燒報紙，只是少數見光的事件（暫無一破案），幾乎每一個記者，尤其是舉機當下，都曾試過被喝罵，甚至追打，而在場警務人員無動於中，如果這個環境是我們願意看到的，香港人活該生活在一個無新聞自由的地方！否則，香港人實在應該反思，面對強權、暴力、恐懼、威脅，沉默、理性仍是不是一個對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