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令機會消亡

工資保障運動推行一年多，勞顧會上周就該運動作出了中期檢討，會後與會三方都同意為立法訂下最低工資，開展前期討論工作。本港各界對此爭論不休，工會及主要政黨當然祭出大旗，說訂立了最低工資，弱勢社群的權益便得到了保障，正義也彷彿得到了伸張；市場主義者卻認為，那是赤裸裸的干預市場行為，人為訂立工資，絕不可取。

惑仁從小學至大學，也沒有唸過經濟學，更完全不懂社會學；看到最低工資談論得熱火朝天，只想分享一下惑仁的小故事：

惑仁未進大學前，曾工作過幾年——不是因為家貧，而是如很多雙失青年一樣，會考成績不理想，找不到學校，找不了出路，更認不清人生目標。學業成績差自不消說，更致命的，是中五畢業的惑仁，英語能力欠佳，全無任何工作經驗，也沒有一技之長，因此找工作遇上了很大困難。

輾轉之下，惑仁當過車房學師和傢俬學徒，工資低得不能養家是理所當然的事，當時極為內向的惑仁，跟同事相處也不太順利，因而工作得頗不開心。最後，惑仁四處尋覓，終得到了一家中檔西餐廳給予一個面試機會。

還記得那天，經理看著連托盤也不懂拿的惑仁問道：「現在經濟環境很差，你可以給我一個僱用你的理由嗎？」當時經驗不多的惑仁看著坐在接待處、年紀較自己大數年的一位男孩，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登時呆了半秒——是的，一個沒有經驗、沒有學歷的少年人，如何說服得了人家聘請自己——但轉念一想，自己實在太需要一份工作，於是便回答：「我要求的工資低！」經理看了看我填的申請表，便問道：「收這份人工，你如何生活？」惑仁回答：「我要的，只是一個機會！」

就這樣，惑仁得到了一份工作。是的，一星期54小時的工時，工資低得近乎今天工會口中的「可恥」，由九龍到港島上班的車資、再給了家用，工資便所剩無幾，但惑仁得到的，卻是待人接物的經驗、以英語及普通話與客人交談的機會，以及行業的各種技巧。

工作了年多後，惑仁立心再進修，一個又一個學分地唸上本地大學。憑著全職工作的經驗，惑仁得以在課餘時到酒店兼職，賺取學費和生活費。今天，惑仁已完成了學位課程，有一份足以讓惑仁養家、交租、閒來上館子進餐的工作，跟同事也相處融洽。這一切，大概就是來自當天一份低薪工作所給予的機會。

看到最低工資的討論，惑仁不禁要問，假如當天有最低工資，惑仁會有一個工作、學習人際關係和練習外語的機會嗎？有傳媒「勸」老闆們快快參加工資保障運動，不然最低工資立法事在必行，那請問老闆們給一份「合理」工資予一名「不合理」員工（新手，例如當天的惑仁）的誘因在何處？一個給少年人機會的老闆又是否對得起股東？

即使當天有最低工資，惑仁也僥倖獲聘，工資讓惑仁過得非常舒適了，惑仁還有沒有動力去提升自己？事實上，每年都有不少遇上升學瓶頸的少年人，市場多的是勞動力，強行提升低薪工種的薪金，不是將沒經驗、沒學歷的人推向絕望又是甚麼？法定最低工資，不正正是會製造社會問題嗎？

惑仁分享自己的真實故事，為的就是希望工會和議員，在爭取弱勢社群權益的同時，必須用得其法，萬勿在不知不覺中，剝奪了青年人學習的機會、撲滅了他們力求上進的火舌。在自由訂立工資的今天，惑仁的薪金比工會訂立的工資高出很多很多，立法與否可說與惑仁的就業毫無關係；但可以預見，一旦立法，當天充滿機會、讓惑仁「絕處逢生」的香港，勢將從此消亡！

*刊於2007年11月6日《蘋果日報》論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