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在專欄中,調侃國內批評陳良宇「包養情婦」,是用錯了「情婦」二字:因為「情婦」在金錢之外,還必須包括有「情」的成分在內;而「二奶」則只涉利益,為了金錢,殺人放火亦只是等閒事。本來在想,陶傑如何便知道,他與她之間沒有情?但想深一層,一個大陸貪官,以至中港司機的「港燦」形象,竟漸漸地成了形,二奶,真的很「三角洲」(Delta﹐二奶為長、珠三角特產嘛)。
的而且確,在唯物主義的共產黨治下,人與人之間只有永恆的利益。基本上,所謂「學習雷鋒」捨己為人,當然只是說說而已。印象中同代的內地人,一般都比較自我中心,傾向為自己設想,團隊精神欠佳的(當然有例外了)。不過,這可能是一孩政策的影響吧。
說回「情婦」。陶傑說「情婦」比起「二奶」,該多了一份浪漫,一點淒怨,情夫跟情婦之間,有一份情在維繫著。情婦是認命的,她知道自己命苦,亦只好這樣想,才可擺脫佳節的寂寞。
我在想,要說浪漫,情婦還不及情人吧。情人除卻情外,再也沒有其他東西。情婦是已婚男子的專利;情人卻屬於兩情相悅的偶合。情婦是瀕臨背棄盟約的折衷;情婦是相逢恨晚的遺憾。情婦是單向的;情人卻是雙向的。
亦因此,沒有中港司機會有情婦,也沒有廠佬有情人。情人,是一個很intellectual的term。跟男女朋友不同,情人之間會聊天下大勢,談論看過的一套艾慕杜華,以至爭論海耶克跟馬克斯的學說何者更好。
是的,情人是知己。情人,沒有責任。只有今天,沒有明天。記不記得那一首歌?「遺憾,才會令你珍惜得徹底…」
星期六, 10月 14, 2006
最低工資
跟朋友吃飯,席間自是談到最低工資這個熱門話題了。最近都覺得很奇怪,先是有中大學生會於曾蔭榷到該校演講的時候,抗議他不肯就最低工資立法;再來就是面前的好友,竟也對最低工資持正面態度 — 究竟是現在的大學生對經濟毫無認識(有同學竟在堂上說政府建地鐵是推翻「積極不干預」的理念)?是他們不懂得推論出一旦立法實行的後果?是他們不會做資料搜集?還是他們自私,妄顧社會利益?
說他們支持最低工資是自私,是因為作為社會上的少數「精英」,一旦實行最低工資,大學生有很大的優勢。試想像,假如規定最低工資八千元,市場上有一個文員的空缺,工作主要是filing、影印,僱主會聘請一個中五學生、一個中年失業人士、一位弱智人士、還是一個大學生?事實上,如此的肥缺,現在根本不存在,因此,「精英」大學生們當然不會去爭以上最多只有五、六千元的工作(不過據該友人所說,四大會計師行請一個audit trainee的人工約10k,首年工作卻差不多)。
一旦實行最低工資,大學生優勢是明顯的,上可選擇一些註明只需大學生才可擔任的工作,下可做一些有最低工資保障的工作(別跟我說大學生不會如此屈就,偉大母校材務系去年就有一位畢業生到四季酒店開車門了,還聲稱「由低做起」)。以上假設,只是基於現時經濟環境作出的,別忘記數年前「建華之禍」時,經濟低迷,投考警員的,就有為數不少的碩士了。「最低工資」只會是高市場競爭力的人,用以剝奪低學歷人士機會之最佳法寶。作為大學生,以此思維,不得不跟著李卓人、陳婉嫻、鄘志堅、以及公民黨仝人高呼一聲「熱烈支持在社會主義革命旗號下,實行為最廣大人民謀福利及保護工農子弟利益的最低工資政策」了。
可惜,老師及父母也常告訴我,「知識分子」是要考慮社會整體利益的,是有社會責任的。因此,小弟真的不能苟同,以上人士為廣大同學作出的善舉,支持最低工資。實習的時候,看過不同階層的生活,常常也提醒自己不要忘記草根階層的生活。
工作的地方附近,有一家麥當勞,其中有幾位弱智的僱員。每次光僱,總看見他們在勤奮地抹桌子、拖地,儘管手腳比別人慢,主管卻沒有介意,總是笑著指示他們如何工作,他們大概也為能如常人般工作而高興、而經常笑容滿面,他們很有尊嚴地在這間被李卓人議員批評為無良僱主的餐廳工作著。他們不是被施捨一個機會,而是憑自己的勞力,賺著十數元的時薪;他們是社會的一份子,不是社會的負擔。
假設最低工資真如工會所建議,設為三十元一小時,大家不妨猜一下,以上常被《福布斯》選為世界十大企業的公司,會不會再聘請一個只能抹桌子、不能站在收銀台的弱智人士;又或是一個目不識丁、只懂洗廁所的老人?有老闆會用三十元聘一個只有十二元生產力的員工嗎?市場上有手有腳智力正常年青力壯的大有人在。正如前述,最低工資是用來保障高競爭力員工的。
議員們,大學生們,即使「豬頭炳」如你們,假如規定每餐一定要用二百元以上,你們也會去Ruby’s Tuesday,而不會去麥當勞吧?要弄清楚的是,時薪12.8不是老麥弄成的,那是市場價格,那是大供應做成的,大供應來自何方?不就是每天150個由祖國輸入的低知識勞工?他們沒權拿取社會福利(因未居住滿七年),為了生活,多低的人工也願接受了。既然如此,倒不如立法不准拿取低於30元的工資了,好不好?
一個人人有工做,人人可拿取最低工資的社會真的很理想。但聽說,「太理想的一切都不可接觸」,現在正有人在領社會遠離理想了。君不見有最低工資的德國和法國的失業率是如何高?還要強辯最低工資跟失業沒有關係的話,先解決那在老麥旗下勤奮工作、有尊嚴地生活那個弱智少年的就業問題吧!
說他們支持最低工資是自私,是因為作為社會上的少數「精英」,一旦實行最低工資,大學生有很大的優勢。試想像,假如規定最低工資八千元,市場上有一個文員的空缺,工作主要是filing、影印,僱主會聘請一個中五學生、一個中年失業人士、一位弱智人士、還是一個大學生?事實上,如此的肥缺,現在根本不存在,因此,「精英」大學生們當然不會去爭以上最多只有五、六千元的工作(不過據該友人所說,四大會計師行請一個audit trainee的人工約10k,首年工作卻差不多)。
一旦實行最低工資,大學生優勢是明顯的,上可選擇一些註明只需大學生才可擔任的工作,下可做一些有最低工資保障的工作(別跟我說大學生不會如此屈就,偉大母校材務系去年就有一位畢業生到四季酒店開車門了,還聲稱「由低做起」)。以上假設,只是基於現時經濟環境作出的,別忘記數年前「建華之禍」時,經濟低迷,投考警員的,就有為數不少的碩士了。「最低工資」只會是高市場競爭力的人,用以剝奪低學歷人士機會之最佳法寶。作為大學生,以此思維,不得不跟著李卓人、陳婉嫻、鄘志堅、以及公民黨仝人高呼一聲「熱烈支持在社會主義革命旗號下,實行為最廣大人民謀福利及保護工農子弟利益的最低工資政策」了。
可惜,老師及父母也常告訴我,「知識分子」是要考慮社會整體利益的,是有社會責任的。因此,小弟真的不能苟同,以上人士為廣大同學作出的善舉,支持最低工資。實習的時候,看過不同階層的生活,常常也提醒自己不要忘記草根階層的生活。
工作的地方附近,有一家麥當勞,其中有幾位弱智的僱員。每次光僱,總看見他們在勤奮地抹桌子、拖地,儘管手腳比別人慢,主管卻沒有介意,總是笑著指示他們如何工作,他們大概也為能如常人般工作而高興、而經常笑容滿面,他們很有尊嚴地在這間被李卓人議員批評為無良僱主的餐廳工作著。他們不是被施捨一個機會,而是憑自己的勞力,賺著十數元的時薪;他們是社會的一份子,不是社會的負擔。
假設最低工資真如工會所建議,設為三十元一小時,大家不妨猜一下,以上常被《福布斯》選為世界十大企業的公司,會不會再聘請一個只能抹桌子、不能站在收銀台的弱智人士;又或是一個目不識丁、只懂洗廁所的老人?有老闆會用三十元聘一個只有十二元生產力的員工嗎?市場上有手有腳智力正常年青力壯的大有人在。正如前述,最低工資是用來保障高競爭力員工的。
議員們,大學生們,即使「豬頭炳」如你們,假如規定每餐一定要用二百元以上,你們也會去Ruby’s Tuesday,而不會去麥當勞吧?要弄清楚的是,時薪12.8不是老麥弄成的,那是市場價格,那是大供應做成的,大供應來自何方?不就是每天150個由祖國輸入的低知識勞工?他們沒權拿取社會福利(因未居住滿七年),為了生活,多低的人工也願接受了。既然如此,倒不如立法不准拿取低於30元的工資了,好不好?
一個人人有工做,人人可拿取最低工資的社會真的很理想。但聽說,「太理想的一切都不可接觸」,現在正有人在領社會遠離理想了。君不見有最低工資的德國和法國的失業率是如何高?還要強辯最低工資跟失業沒有關係的話,先解決那在老麥旗下勤奮工作、有尊嚴地生活那個弱智少年的就業問題吧!
從提款機到CSR
到櫃員機過數,正「嘟、嘟」地按著鍵盤的時候,耳畔卻傳來「篤、篤」的聲音,聲音是從隔鄰傳來的,一看之下差點笑了出來,只見另一部提款機螢幕顯示著「中文」和「english」兩個方格,用者正在用手指「篤」那螢幕,奈何螢幕未有先進至輕觸式的(touch-screen),那用者「篤」了多次提款機也沒有反應。心想定又是自由神了(我得承認我對自由行有一點歧視)。再往後看,卻再也笑不出來了,只見一名老得腰也彎了的婆婆,雙眼咪成一條線般在看著螢幕。
我當然立刻向她解釋該按螢幕旁的按鈕,再教她完成操作,她也連聲道謝。我在想著的是,如非必要,人一般都不太希望向人求助的。那婆婆眼中也流露著尷尬,似羞於令人知道,她連一部隨處可見的提款機也操作不了。
事實上,我常常也堅持,人要追上時代,莫要時代停下來等人,所謂「阻住地球轉」,正是絕妙地對堅持世界不變的人的形容。然而,看著這位婆婆,我卻想,她很可能只是想靜靜地生活,不想打擾社會的發展,也不想社會的發展影響到她,即使發展迫到身邊,她也盡力去適應、學習。誰知道同一家銀行,卻有千百萬種提款機,學得一種時,第二種已是別個模樣。
企業的社會責任(CSR),是近年大企業紛紛掛在口邊的詞語。各家企業都把慈善捐款的多寡掛在口邊,其贊助的活動,更被視為宣傳的好機會。但其實,關心社會,不是只捐出大筆金錢便可做到,企業既取之社會,負上社會責任自是理所當然。我也是那間銀行的股東,更常笑說買這隻股票的投資回報比買樓更好,原因自是其超卓的盈利能力。
但是,這間銀行常為人詬病的,是它設在公屋和草根地區的分店相繼關門,為靠這些銀行出糧、發生果金、綜緩的居民帶來不便。本來,以商業角度看,這無可厚非,尤其對新移民來說,這「不便」是無話可說的 — 銀行都設有提款機,內地使用提款機比香港更流行呢 — 但對老人家來說,麻煩可大了,很多老人家,目不識丁,提款機自然是不懂用了,即使有人教曉了他們,機卻不止一款。他們為社會付出大半生勞力,社會卻令他們老了時,不給他們提取生活費用。
銀行賺錢,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銀行的主事人,是否可以想想這班可憐的老人,於「老人邨」設立一至兩個小櫃位,有限度地處理他們所需的服務呢?當然,幾千人的小區,兩個櫃位,排隊是理所當然的了,但老人家有的時間,不妨給他們多一個選擇。作為股東,看到銀行股價最近創了新高自是高興,但如果銀行能多做一點功夫,免被政客攻擊,自是更令人鼓舞了。
我當然立刻向她解釋該按螢幕旁的按鈕,再教她完成操作,她也連聲道謝。我在想著的是,如非必要,人一般都不太希望向人求助的。那婆婆眼中也流露著尷尬,似羞於令人知道,她連一部隨處可見的提款機也操作不了。
事實上,我常常也堅持,人要追上時代,莫要時代停下來等人,所謂「阻住地球轉」,正是絕妙地對堅持世界不變的人的形容。然而,看著這位婆婆,我卻想,她很可能只是想靜靜地生活,不想打擾社會的發展,也不想社會的發展影響到她,即使發展迫到身邊,她也盡力去適應、學習。誰知道同一家銀行,卻有千百萬種提款機,學得一種時,第二種已是別個模樣。
企業的社會責任(CSR),是近年大企業紛紛掛在口邊的詞語。各家企業都把慈善捐款的多寡掛在口邊,其贊助的活動,更被視為宣傳的好機會。但其實,關心社會,不是只捐出大筆金錢便可做到,企業既取之社會,負上社會責任自是理所當然。我也是那間銀行的股東,更常笑說買這隻股票的投資回報比買樓更好,原因自是其超卓的盈利能力。
但是,這間銀行常為人詬病的,是它設在公屋和草根地區的分店相繼關門,為靠這些銀行出糧、發生果金、綜緩的居民帶來不便。本來,以商業角度看,這無可厚非,尤其對新移民來說,這「不便」是無話可說的 — 銀行都設有提款機,內地使用提款機比香港更流行呢 — 但對老人家來說,麻煩可大了,很多老人家,目不識丁,提款機自然是不懂用了,即使有人教曉了他們,機卻不止一款。他們為社會付出大半生勞力,社會卻令他們老了時,不給他們提取生活費用。
銀行賺錢,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銀行的主事人,是否可以想想這班可憐的老人,於「老人邨」設立一至兩個小櫃位,有限度地處理他們所需的服務呢?當然,幾千人的小區,兩個櫃位,排隊是理所當然的了,但老人家有的時間,不妨給他們多一個選擇。作為股東,看到銀行股價最近創了新高自是高興,但如果銀行能多做一點功夫,免被政客攻擊,自是更令人鼓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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